“奇点已然降临。”
10月17日，在曼谷举办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与世界银行年会期间，Anthropic联合创始人杰克·克拉克（Jack Clark）站上佩尔·雅各布森讲座的讲台，作出了这一论断。
他向台下的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描绘了一幅场景：一位人类科学家，可以指挥成百上千名AI科学家同步开展研究。 目前全球仅有约千万名科研人员，而未来，或许会出现十亿名虚拟科学家。
克拉克对AI的前景始终充满信心，早在十年前，他就将自己的未来押注于此。
那时，他仍是彭博社的一名科技记者。
2016年8月2日，克拉克告诉同事乔·韦森塔尔（Joe Weisenthal），自己已从彭博社离职。
接下来他计划用几个月时间深入钻研AI，随后离开新闻行业，投身与AI相关的事业。
他还补充了一句：“AI比其他任何事都重要，所以我想优先处理这件事。”
今年9月，37岁的克拉克跻身《福布斯》美国400富豪榜，身家达155亿美元，折合人民币超过千亿元。
近日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回顾克拉克的这段历程，韦森塔尔看到后，翻出两人十年前的聊天记录，仅感慨了一句：
“我当年真该多留个心眼。”
克拉克实际上是一名文科生。他出生于英国布莱顿，2009年毕业于东安格利亚大学，主修英语文学与创意写作。毕业后，他进入科技新闻领域，先后在英国科技媒体《The Register》和彭博社任职。
图注：彭博社Jack Clark作者档案，最后一篇发表于2016年8月
最初，他报道数据中心、分布式系统、超级计算机等技术，直到2014年加入彭博社，他才逐渐将注意力转向人工智能。
那时的AI远没有今天这般热闹，ChatGPT要到八年后才诞生，深度学习刚刚在计算机视觉等领域取得瞩目进展，大多数普通人对神经网络尚无概念。
克拉克却已深深入迷。
他的前上司、彭博社编辑阿利斯泰尔·巴尔（Alistair Barr）后来回忆，2015年，当时关注AI的人寥寥无几，但克拉克三天两头就想写人工智能的新闻，不断向编辑争取相关选题。
2026年6月，克拉克以被采访者的身份重返彭博社，参与老同事乔·韦森塔尔的播客《Odd Lots》。韦森塔尔拿出两人十年前的聊天记录，问他当年究竟看到了什么，才敢如此笃定AI的未来。
克拉克说，自己当年花了整整两年时间，打印了大量AI研究论文。他还开玩笑，说为此浪费了不少彭博社老板的打印经费。
除了读论文，他还做了一件“很有彭博特色”的事——把AI的技术进步画成图表。从计算机视觉、语音、视频，到AI玩电子游戏的水平，他不断收集研究数据，观察各个领域的能力变化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：这些看似互不相关的研究方向，竟然开始呈现相似的指数增长趋势。
克拉克逐渐意识到，自己正在观察的，可能是一项刚刚起步的通用技术。
图注：彭博社《Odd Lots》对Jack Clark的采访
克拉克甚至提前注意到了英伟达。
当时他翻阅AI论文，发现研究人员几乎都在使用Nvidia的GPU，而非AMD的产品。他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报道的重要信号，曾试图推动彭博社写一篇专门的报道。
但这个选题最终没能做成，十年后，他还在播客里念叨，这件事多少有些遗憾。
可惜目前没有找到可靠的公开资料，证实克拉克曾经购买或持有英伟达股票——要是他真在2015年买了，一直拿到今天，那可是很大一笔收益。
克拉克对技术的钻研也给当时的研究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就在最近，前OpenAI研究员安德鲁·卡帕西（Andrej Karpathy）回忆，自己读博士期间接到过不少科技记者的采访请求，但克拉克是他当时唯一持续回复的记者。因为克拉克真的会去读学术论文，而且能够提出有深度的技术问题。
卡帕西说，他此前（或者此后）几乎从没见过像克拉克这样的人。
研究AI越深入，克拉克就越觉得，自己不能一直站在行业外面看热闹。
转折发生在2015年。当时，一家名叫OpenAI的人工智能研究机构正在筹备成立，克拉克在加拿大参加一场AI会议时，采访了后来成为OpenAI联合创始人的格雷格·布罗克曼（Greg Brockman）。
采访结束，他关掉录音笔，突然问了布罗克曼一个问题：“我怎样才能为你们工作？”
克拉克后来回忆，问出这句话的瞬间，他就知道自己已经没法继续做一名保持客观立场的记者了。一个记者刚采访完对象，就迫不及待地想加入对方的公司，这简直不合规矩。
此后的几个月里，克拉克一直与OpenAI保持联系。
图注：Rick Rubin对Jack Clark的访谈，他在访谈中谈及了采访Brockman的往事
2016年夏天，克拉克走到他的领头编辑阿利斯泰尔·巴尔面前，问他能不能出去走走。
巴尔心里已经隐约觉得不妙——对一位编辑来说，手下记者突然要求单独散步，通常不是什么好消息。
两人来到旧金山海湾边，在一张长椅上坐下。克拉克告诉他，自己打算辞职，加入一家叫OpenAI的非营利组织。
巴尔当场表示不赞成。OpenAI当时成立还不到一年，没什么名气，主要依靠包括马斯克在内的支持者提供资金。他看不出这家公司有什么明确的发展方向，更不知道它以后靠什么维持运营；相比之下，克拉克已经在彭博社站稳脚跟，负责报道Google和AI，工作稳定，表现也不错。
巴尔试图说服他留下，但克拉克没听。
后来克拉克回忆，自己当时还收到不少记者同行的邮件，警告他正在犯下人生中最严重的错误。
多年以后，巴尔专门写了一篇文章，回忆当年劝Clark不要离职的经历。文章标题就叫：《2016年，我的员工告诉我，他准备辞职加入OpenAI。我说这是个糟糕的决定。如今，他成了AI亿万富翁。》
图注：Alistair Barr本人于2025年1月14日发表的回忆文章
巴尔承认，自己当年看错了。
克拉克也在后来的采访中表示，山姆·奥特曼（Sam Altman）和布罗克曼当年愿意聘用他，其实同样冒了风险。
毕竟，OpenAI招来的大多是研究人工智能的科学家，而克拉克学的是英语文学，最擅长的事情是读论文、采访科学家，再把他们的研究写成新闻。
现在，他终于不用隔着录音笔研究这些人了。
在OpenAI，克拉克认识了后来成为Anthropic CEO的达里奥·阿莫迪（Dario Amodei）。两人从2016年开始密切合作，逐渐发现彼此对AI的发展有着相似的判断。
克拉克主要负责战略、传播与政策工作，后来成为了OpenAI的政策总监。他开始参与AI治理讨论，研究越来越强大的模型究竟应该怎样向公众开放，又需要受到哪些限制。
除了OpenAI的工作，克拉克还在2016年创办了AI研究通讯Import AI，定期梳理前沿研究论文；次年，他又参与创立了斯坦福大学的AI Index项目，通过数据追踪人工智能的发展。
图注：Import AI的简介部分，主要内容是两张Jack Clark的大照片
而过去几年里让他兴奋的技术趋势，也在不断得到验证。
克拉克后来回忆，在OpenAI工作的那几年，他亲眼看着AI学会处理越来越复杂的电子游戏，并逐渐展现出惊人的语言能力。
每当研究人员增加算力、扩大模型规模，AI的表现就会随之提升。
2020年，阿莫迪等人参与的规模定律（Scaling Laws）研究，开始能够根据模型参数、数据量和训练算力，预测模型的性能。这给了OpenAI训练更大模型的底气。
同年，GPT-3诞生了。
克拉克回忆，当GPT-3真的达到预期表现时，他非常震惊。他们知道，更大的变化还在后面。
不过，随着AI能力不断提升，研究人员也开始面对一个越来越棘手的问题：这些模型究竟应该怎样向公众开放？
早在2019年，OpenAI发布GPT-2时，就因为担心模型遭到滥用，选择了分阶段开放，而没有立即公开完整版本。
克拉克参与了这项决策。他后来解释，如果一家机构真的想对AI造成的社会影响负责，就不能把模型开源之后便撒手不管。
这种谨慎发布的思路，后来逐渐成为前沿AI行业的常见做法，如今，OpenAI、Anthropic等公司推出新模型时，也经常先向部分用户开放，经过测试后再扩大使用范围。
但在当年的OpenAI内部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张。
据《大西洋月刊》2026年9月的调查报道，2020年，奥特曼曾向美国说唱歌手坎耶·韦斯特（Kanye West）提出提供GPT-3私人测试权限，但这项安排遭到时任政策总监克拉克的阻止。
图注：《大西洋月刊》的调查报道，标题为《人工智能领域最激烈的纷争内幕》
类似的摩擦越来越多。
克拉克后来回忆，他们这些年在OpenAI内部不断争论，他并没有坚持认为自己一定正确，这些问题究竟谁对谁错，也许还要再过十年才知道。
但克拉克发现，每次发生争论，自己和阿莫迪等人几乎总是站在同一边。
后来，他这样解释自己为什么决定离开OpenAI：
继续留下，就得把一半时间花在争论上，只有另一半时间能用来工作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干脆离开，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，把全部时间都用来做事？
2020年12月，OpenAI召开了一次线上全员会议。据《大西洋月刊》报道，当天会议开始时，看起来和平时没什么区别。
奥特曼照例介绍研究进展，又宣布了几位新员工入职，随后，他把发言权交给了阿莫迪。
阿莫迪当场宣布，自己和另外六名同事准备离开OpenAI，创办一家新的AI研究机构。
消息一出，会议聊天窗口里顿时涌出了大量震惊的表情和感叹号。
克拉克在聊天窗口留下了最后一条消息：“I love you all.”
紧接着，七位离职者被移出了会议，OpenAI火速撤销了他们的邮箱、Slack账号权限，甚至远程锁定了工作电脑。
几小时前，他们还是OpenAI的核心员工；现在，一切都要重新开始。
又过了几个小时，这群人重新召开了一场视频会议，讨论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：钱从哪里来？GPU从哪里来？怎么跟OpenAI和谷歌竞争？公司叫什么名字？还有，谁来买新电脑？
毕竟，他们的旧电脑都已经用不了了（笑）。
他们甚至一度考虑把公司命名为Sparrow Systems，意思是“麻雀系统”。
这个名字来自哲学家尼克·博斯特罗姆（Nick Bostrom）在《超级智能》（Superintelligence）中的一个寓言：一群麻雀想找一只猫头鹰帮自己干活，却还没想清楚该怎么控制这只比自己强大得多的猛禽。
图注：《超级智能》第一篇：未完待续的麻雀寓言
不过，由于域名没能拿下来，他们最终选择了Anthropic。
那天，七个人在视频会议里举杯庆祝，虽然摆在面前的问题还有一大堆，但至少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工作了。
2021年，Anthropic正式成立。
多年以后，克拉克回忆起这段经历，反倒觉得，和阿莫迪等人一起创办Anthropic，比当年辞去记者工作容易得多。
而这家从OpenAI出走的研究机构，如今已经成为OpenAI最重要的竞争对手。
后来的故事已经无需多提。Anthropic估值一路上涨，当年那个被老板劝阻的科技记者，也登上了《福布斯》富豪榜。
不过，他本人似乎不太热衷于讨论这件事。
2025年1月，Anthropic传出新一轮融资消息，按照当时的估值，几位联合创始人已经有望跻身亿万富翁行列。
当年劝他不要加入OpenAI的老上司阿利斯泰尔·巴尔，觉得这又是一个好选题，于是联系克拉克，想采访他成为亿万富翁的感受。
克拉克回了一句：“Haha, Ali, thanks, but really not my style.”（哈哈，Ali，谢谢，但这实在不是我的风格。）
巴尔后来在文章里形容，克拉克是他见过最温和、善良，也最懂得自嘲的人之一。
尽管已经拥有了千亿级别的账面财富，克拉克仍然在写自己的Import AI。
图注：Import AI自本文发布前最近一次更新，时间为10月12日
十年前，他每周阅读论文、跟踪AI技术的进步；十年后，这个习惯也没有太大变化。
只是，他对AI的态度已经多了几分复杂。
2025年，在一场名为The Curve的演讲中，克拉克回忆，自己还在OpenAI工作时，经常和阿莫迪在办公室里散步、讨论AI的未来。他们觉得自己有点像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交易员，知道某件大事即将发生。
到了Anthropic，这种感觉并没有消失。
克拉克说，过去几年，他曾经很多次在深夜或清晨打电话给阿莫迪，告诉对方：“我很担心，
